天下的中师生，中师生的“天下”
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。——卡尔·贝克尔
每次有机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研修教师和校长交流，我都会先提一个问题：“请问今天在座的有中师生吗”？每回提问，总有同仁举手应答，他们的年岁大致在四、五十开外。不过我也明显感到，过去十年之间，中师生群体在一个研修班上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。而且，还有少数年轻的研修教师，已然不知“中师”为何意、乃至从未听过“中师”之名。时移世易，可见一斑。
既然如此，恐怕还得稍微辨析名义、回顾历史。所谓“中师”，乃是“中等师范学校”之省称，亦即“培养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中等专业学校”，其类别除了普通师范之外，尚有幼儿、民族、外语、艺术、体育、技术、特殊教育等类（顾明远主编：《教育大辞典》（增订合编本）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2051页）。若从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师范院起算，师范教育在中国已经走过将近130年；中等师范学校在中国的源头，一般追溯至1902年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。张謇以科甲状元出身，矢志兴办实业和教育，曾谓：“教育为实业之母，师范为教育之母”（张季直：《通州师范学校开学演说》，载《时报》1907年3月25日，第9版），可征其要。
百余年间，师范教育内部体系迭经变迁。中等师范学校作为养成基础教育阶段师资的摇篮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受到重视，发展迅速。1960年，全国中等师范学校总数一度多达1964所，在校学生83.85万人；此后颇有起伏，直到2000年，全国仍有683所普通中师，在校学生76.98万人（参考申国昌等著：《中国师范教育发展史》，北京：科学出版社，2021年，第226、256页）。随着世纪之交推进三级师范向两级师范过渡，中等师范学校或停办，或撤并，或转制，或升格，在制度层面已成历史。不过，此种学校建制、此一人物群体，及其背后所关涉的近代以降中国的教育变迁、社会转型乃至“现代化”等议题（参考丛小平：《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4年），确实值得铭记、书写和鉴察。
得益于便捷的书写、交流与传播媒介平台，以及一种身份自觉和历史意识的驱动，近年围绕中等师范学校和“中师生”的话题，越益受到关注。除了研究专著、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、口述史、回忆录、资料集之外，还有多个聚焦“中师生”主题的微信公众号，并且成立了中等师范教育历史研究会，建立了中等师范教育历史陈列馆（线上陈列馆网址：http://www.zsclg.cn/），足见其盛。
王刚、肖开玉主编：《天下中师生》之一辑（上、下册），贵阳：贵州教育出版社，2025年2月。
由王刚、肖开玉两位先生主编出版的《天下中师生》（贵阳：贵州教育出版社，2025年；下文引述此书，只括注册次及页码），即是此种时代风会中的新近代表。书分上、下两册，收录106篇不同时代各省中师生的忆述与自传，总约70万字，蔚为大观。此书旨在为“天下”的中师生立言、立传，初辑发布，尚有续辑。
如果采取“远读”之法，初步浏览书中所收106篇文章的标题，可以发现其中的高频关键词为：师范、中师、中师生、记忆（回味/回首/琐忆/难忘/难以忘怀/未曾遗忘）、青春（芳华）、那年/那些年、梦/圆梦/逐梦、教师（老师、恩师）、永远、求学、岁月、人生、父亲、情/爱。还有许多同样别致的表达，比如杏坛/教坛/讲台、灯塔、烛光、星空/星光、花、文学/文字、作家、粉笔、同学少年……。这些独特的语汇和意象，呈现出非常鲜明的时代、职业和岁月印迹，勾勒出一幅幅色彩斑斓、深厚隽永的人生画卷。如果借助文本可视化工具，还可将其标题文本词云直观呈现如下。
《天下中师生》之一辑各篇目录文本词云（笔者制图）
展卷细读，穿越书中文字及其背后的历史时空，还可得见以下四层相互交织的历史叙事。
一是个体的生命史。书中收录的106份自传式文本，呈现的是106条不会完全交叠的人生印迹，个体的生命历程和自我叙事于此徐徐展开。其中既有悲伤，也有欢笑；既有得意，也有惆怅；既有壮怀，也有恬淡；既有圆满，也有缺憾……。诚然，作为个体的自然生命有其限度，而且人生的环境与各人的际遇各不相同。但重要的是，每一个人都曾有梦，都曾追梦（“梦”字在全书中出现230次）；都能真切地生活、用心地做事，成己而达人。书中多有对于“生命”的书写和体悟，既有无奈的感慨，比如“生命短暂易逝，个体微不足道。在历史的洪流中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左右自己，就像空中的蒲公英，风往哪里，哪里就是方向”（下册265页）；还有责任的担当——“我们有责任去挽救这些被遗弃的生命……只有消除歧视，才能让麻风病人真正痊愈”（下册56页）；更有“向死而生”的严肃研究、静观与省察（上册56-59页）。进而明白，“每一个生命不都是为了开出美丽的花朵，每一种追求不都是为了结果。那些不开花的树，一样有厚重的生命与芬芳”（上册135页）；纵然“不堪回首也回首”，总期归于释然：“无论如何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不必再纠结，与自己和解，与时代和解”（上册第9页，下册149-153页）。如何认真走过并能悦纳自己的一生？这是凡人皆难逃遁的问题，书中不少篇章呈现了富有个性的诠解和方案。
二是群体的奋进史。书中呈现的106人，籍贯多元、年岁不同、经历各异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“名字”——中师生。这106人的背后，又是数百万的中师生群体。书中篇章勾勒出这个群体的一些主要特征，他们在初中阶段学业优异，因此才能通过竞争激烈的中师入学选拔（各个时期难度有所不同）；多数家庭境况普通乃至清寒，因而亟需毕业即能分配就业的“铁饭碗”保障。一如其中收录的诗文直言：“中考时，我选择了中师，原因很简单，可以早点出来工作。有了一份工作，拿了工资就可以接济妹妹们继续求学”；又言“一个农村山里娃/跳出农门端铁饭碗/离开脸朝黄土/背朝天的艰苦农村/是祖祖辈辈/望眼欲穿的期盼”（上册30、42页）。这一群体大多教学基本功扎实，历经时代磨砺而具有坚韧的毅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；普遍“早熟”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师生，不少在20岁以前就已担起家庭和工作责任。此外，他们还有较为敏锐而丰富的心灵，通常多有才艺，尤其对于音乐、美术和文学饶有兴味，有人甚至曾在毕业纪念册上写过“与钱钟书齐名”的宏愿（上册82页）。有的还组建文学社，走上创作发表之路，乃至成为作家。此一群体在过往数十年间，多数扎根于全国各地，“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、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中起到了*的作用”（赖伟：《永远的芳华——中师生口述历史（1979-1999）》，北京：中译出版社，2023年，推荐序第2页）；当然，他们“成就中国教育，却走上了一条平凡而清贫的道路”（上册100页）。恰当理解和客观定位这个群体，洵为探讨当代中国教育与社会变迁难以绕过的重要议题。
1956-2000年全国中等师范学校在校学生人数统计图（单位：万人） 数据来源：申国昌等著：《中国师范教育发展史》，北京：科学出版社，2021年，第226-227、256页。
三是教育的传薪史。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类，在于生育、养育之外，尚有系统而自觉之教育，文明因此得以薪火相传。书中不少篇章，呈现“师道”之尊严，乃至因为家访看到学生堂屋之上“天地君亲师”字样，而有责任自觉（上册3页）。还有很多篇章感怀“师恩”，留下诸多言传身教、无私提携学生的“师范”典型。比如严谨治学、不拘陈见力荐学生习作发表的易健贤先生（上册55页），安贫乐道、深受一众弟子敬仰的杨济中先生（上册148页），先是代课而后与学生先后拿到本科文凭的语文名师贾老师（上册277-279页），设法提供机会给学生勤工俭学、并许同学襄助该生挑煤的陈建生先生（下册216页），不辞劳苦帮助学生解决户口问题的罗懿群先生（下册288页）……还有更多的老师，播撒“大爱”的种子（上册251-257页），学生们因此受到教诲、鼓舞和启发，继续躬耕教坛，默默奉献。此外，还有一种特殊的教育传薪，发生在家庭内部，比如赓续父业成为教师，乃至父女两代皆为中师生，甚至与父亲成为同一师范学校的校友（下册237-245页，291-295页）。这几代中师生，或许最能切身体味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》歌词中的意象、场景和情感。有学校之“师范”，有人格之“师范”，教育传薪事业方能绵延久远。
四是时代的转型史。书中所录人物，其出生时间从1930年代到1980年代皆有；书中叙事的主体时段，纵向跨度接近100年。百年之间，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时代的巨变和转型，同样留在此书之中。比如，生于1930年的吕玉发先生，抗战后期考入师范，参加过土地改革运动和“征粮剿匪”工作，从教半个世纪，“从不后悔曾经是个中师生”（下册270-276页）；生于1937年的高致贤先生，新中国成立前已经进过两个私塾，50岁才领到中师毕业证（上册68-71页）；生于1939年的王秀云老师，中师毕业之后随家属调到西北“核城”，见证全国精英隐姓埋名、驻扎荒漠的宏大事业（上册22-24页）；常堂生先生生于1942年，彼时“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”，此后仍然亲历改革开放以来“天翻地覆的变化”（上册80页）；王安白先生1976年10月6日前往公社中学报到，开启从教生涯，这一天正是“十月里，响春雷”的重要日子，历史在此发生转折（上册107-111页）；生于1956年的孙炯芳老师，参加过湘黔铁路“大会战”和“三线”建设，1978年考入中师，认为“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贡献”（下册221-226页）；2002年中师毕业的杜再江先生，正逢国家放宽政策，允许职高、中专和技校学生参加高考，因而考入大学（下册205-208页）。个体经历与时代变迁不断交织，最终汇入历史长河，逝者如斯夫！
除此之外，如果从微观史学角度去看，还可发现书中留下了许多教育制度、政策、术语等方面，可谓弥足珍贵的真实记述；乃至因为作者来自全国各地，一些物品名称、方言语汇和特色表达汇聚于此，留下可资研究的真实语料。比如，师范教育史上按需设置、名目繁多的师训班、速师班、短师班、初师班、中师班、民师班、边师班，以及简易师范、半耕半读师范学校、中师函授广播学校等等；用以代指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的“游击队”与“正规军”之称，设在小学建制之下的“戴帽初中”，概述中师生基本功的“三字一话一画”（钢笔字、粉笔字、毛笔字、普通话、简笔画），形容中师教育培养全科教师的“万金油”之说，指称成人高等教育中先入学后考试的“先上车后买票”。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，都很值得后之学者留心。否则就会不易理解，为什么中师生当日执着于此、今日“执念”于此；更难相信，为什么在那个时代，竟然有人“16岁中师毕业开始执教”（下册第297页）。
如果留心于“物”，又可从这些“旧电影”式的镜头中，看到往日中师生练字的粉笔、小黑板，食堂打饭用的饭票（包括被揭发的私制饭票）、饭卡和搪瓷饭钵，还有各种磁带和录音机，余音在耳的吉他、风琴与校园民谣，书本、字典，手写稿件、家书与情书。这些物件收藏着集体历史，印刻着个人记忆，也是人们“具体地”感知和连接世界的独特方式。那个时代，成为歌手或作家，大概是不少中师生都曾做过的梦，他们心中尚有“远方”。随着交通工具和信息传递不断加速，物理空间意义上的“远方”已被重塑；应接不暇的资讯轰炸和加速内卷的工作模式，又不断侵蚀精神空间意义上的“远方”。结果，时间征服了空间，“附近”消失的同时（参考项飙、康岚：《重建附近：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？》，澎湃新闻2023年10月4日），“远方”也被消解了。在远、近之间，出现了人们莫可名状而又乐此不疲的“幻境”（Virtual Reality/Metaverse）。
如果传主述及曾经就读或任教的乡村学校，还能看到吱呀作声的桌凳（有的甚至是学生自备）、钢板刻写的油印试卷、泥泞的操场、冬日遮窗的蛇皮袋和自制的柴火盆。乃至恍若听到往昔学校报时的 *** ，或是“用钉锤敲击废弃的打米机轮子发出的”（上册第2页），或是“挂在操场边的老桃树上的汽车轮毂钟”（上册11页），或是“老校长不知在哪里弄来一截铁管”并由老师们轮流来敲（上册33页），或是曾经用一块“烂铁片”或“铁饭碗”来做钟（下册148页）。悠悠钟声，曾经回响在此去未远的乡村学校，印刻在那个时代学生的心里。他们或许忘了课堂上学习过的知识细节，但总能想起那些不同节奏的钟声，如何提醒大家开始早操；又是如何在课间休息的最后一刻，催促他们冲 *** 室。
四川泸县兆雅镇新溪古街村新溪小学的信号钟
所谓“嘤其鸣矣，求其友声”，毋庸讳言，与其他同类项目相似，这些书写（包括本文在内）和传播的主体与主力，不少即是作为“局中人”的中师生，或者与中师教育关系密切者。一如人民网的报道标题所言，此乃《两名贵州中师生聚拢一群中师生出版<天下中师生>》（参见人民网2025年3月17日）。因此，其中主观与客观、亲历与旁观、精确与模糊、展开与折叠、记忆与遗忘之纠葛，也很值得后之学者细加考辨论析，进而作出合乎情理的公允定位与诠释。更应看到，除了愿意书写和已被记录者，这个群体中尚有许多别样的生命故事和心路历程有待呈现。尤其是在世纪之交师范教育的改制转型中，不少中师生面临提升学历、评职晋级的困境，乃至因为后期逐渐取消分配就业而导致现实落差等问题，同样也是这段历史的必要组成。依照编者所言：“《天下中师生》的结集出版，不是就此结束，而是刚刚开始”（下册298页）。无论如何，此一系列作品若能持续出版，有望成为一组价值独特的当代中国教育史文献，值得期待。
进而言之，透过《天下中师生》，还应看到中师生的“天下”。“天下”在此有三层意涵：其一，中国尤其是乡村地区的基础教育，在特定时代允称中师生群体的“天下”，这一群体的支撑作用和卓越贡献，应当被铭记和尊敬；其二，书中呈现了每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，在特定的时段和空间之中的所言所行、所思所感，此种“时空坐标”所及之范围，也是个体人生“天下”之境域；其三，此种回溯式的个别书写和回音式的结集发布，实际也在创构一个新的“天下”，也可以说是一种“意义世界”（universe of meaning）的安顿方式。亦如该书编者所言，“生命中最为珍贵的，是精神上的自由和满足”（上册第2页）。阅读与写作，即是通向此种自由和满足的“易行之道”，因为这是一种牵动记忆、重建意义的自我观听。
若要进一步追寻此类写作背后的学理趋势与深层意涵，应当看到在史学研究领域，“关注常人的日常”成为“日常生活史”（daily life history）的潮流；书写公众的历史（of the public）、为公众书写历史（for the public）、由公众“书写”历史（by the public），则成为“公众史学”（public history）的旨趣（李林：《凝视日常：生活史的研究理路与写作案例》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3年，13、164页）。国有史、地有志、家有谱、人有传的结构，为何如此？更进一步，应知此种基于历史意识的上下求索和记录叙写，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类的又一关键特征，毕竟，“人类是唯一意识到自己的过去并对它感兴趣的动物”（J·W·汤普森著，谢德风译：《历史著作史》（上卷之一分册）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96年，第1页）。对于个体而言，此种“历史”意识，以及不止局限于文字形态的各种历史“书写”，乃是其自身追寻意义和寄寓“存在”的根本方式。在万物皆可虚拟和计算的时代，此种意识和行动或许更能显现一种独特的“主体”自觉。
几年之前，在一场有关“案例研究”的学术论坛上，同一小组的一位青年学者报告她关于中师生的口述史研究成果。我排在她的后面发言，开场先说：“我就是您的研究对象”，众皆愕然、莞尔。作为教育史研究者，自己的部分经历也已进入教育史的研究范畴，不能不说是一种复杂而微妙的现场体悟。
是的，我也是一名中师生。